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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虎 | 前排有個大個子

訪問結束后,知道要開始換裝的管虎說,又到了最可怕的部分……西裝會顯得他腿驚人的長,但每隔一會兒管虎就要強調:穿西裝可真難受。坐在工作室的陽臺上拍照,他認真問:“ 我該看哪兒啊?”當工作終于結束,管虎脫下西裝,換回有老虎圖案的T恤,坐回角落,這才回到了自己,這種感覺就像是他工作室院子里那顆常常被誤認為法國梧桐的樹,終于被叫對了“懸鈴木”的名字。

管虎 | 前排有個大個子

管虎

異樣

管虎工作室正對大門的墻上掛了三幅電影海報—中間是《老炮兒》,右邊是《殺生》,左邊是即將上映的《八佰》。在旁邊的會議室里,他一共花了兩分鐘完成妝發。造型師想幫他修一修胡子,管虎蹭蹭下巴說:“雜胡子有點兒也挺好,就真實點,反正又不是演員,是吧?”

在管虎看來,《八佰》實際上是個“沒有人真正了解里面發生了什么”的故事。親歷者謝晉元與楊瑞符的回憶錄不盡相同,南岸民眾和北岸四行倉庫之間又隔著一條蘇州河。“我也不知道,但我知道一定是奇觀式的”,管虎說。歷史中“八百壯士”死守四行倉庫的四天,被看做是一次“前無古人,后無來者”的戰爭直播。于是在管虎重建的戰場中,鏡頭集中的視點非常統一,他們是倉庫里的普通士兵。士兵看向河對岸,燈紅酒綠和圍觀民眾就在那里;士兵聽到敵人從近前偷襲,聲音就在那里。“我們在電影里做了三層聲音,但不會把機器擺日本人那去的,這里沒有上帝視角”,用這種方式擺脫類型片的敘事,也將旁觀戰爭的魔幻色彩保留,管虎希望這部電影能造成一種真實的“異樣感”。

“擔心這種魔幻,沒法被觀眾接受嗎?”

“恰恰是反著的”,管虎答,“咱不擠兌別人,比如說我得到的那些經驗教訓,嚴謹地復述這種現實主義,你透過銀幕跟今天的人說話,是很難感同身受的。我認為一點點魔幻色彩,是現代電影必不可少的。它是個老故事,但是我希望它能跟今天的小孩兒交流”。

十年前,管虎41 歲,把拍攝這部電影的計劃暫時擱下,因為“一個少年的英雄主義是不足以支撐電影的”。今天,在“長大了”的管虎的《八佰》里,這種對“英雄打仗”的信念找到了更自由的出口。這里不會看到《血戰鋼鋸嶺》、《拯救大兵瑞恩》里那樣的尸山血海,取而代之的是個人在戰爭中的生命體驗—死亡是如螻蟻般的。“今天比如碰上一哥們兒死了是一大事兒,成天就圍著這轉,那時候就什么都不是”,管虎說,“自己最好的朋友腦袋‘啪’一半就沒了是很正常的事,就變成這么一個世界了。”構建這樣一個世界是他想要的,因此需要“死亡”的時候它就會突如其來,沒有任何劇情,這是一個真正戰爭的概念。

管虎對《八佰》的基本目標是要跟觀眾有所交流,保有作者的影子。在一部電影里包容上世紀30 年代的故事,戰爭,群像,散點透視……管虎認為這些元素夾雜在一起像個“作者電影”。種種在《八佰》上可見的決斷、鋪排、做法,都算是管虎“不知道對和錯的嘗試”。這種沒底,讓他想起《老炮兒》,想起支撐《老炮兒》的“老頭兒”和北方色彩最終也被證明并不是失敗的注定因素。“是有點冒險,但電影總是有點風險的”,他說。

管虎 | 前排有個大個子

管虎

寫《老炮兒》的時候,管虎只花了三個月時間,而《八佰》的劇本則經歷了漫長的剝離,最后把不停講故事,變成講人。這部電影原本的名字叫《八百啟示錄》,因為覺得有點大,管虎為他改名叫了“八佰”,取古代軍隊編制中的“百人為佰”。“所以后來我們加上這個偏旁覺得一下厚實了,指向性明確了,不光是數字,是寫這些人,那單人旁對我們挺重要的。”

在這次出演“八百壯士”的陣容中,魏晨、俞灝明、歐豪幾位年輕演員都是跟管虎喝酒喝出來的。管虎選擇魏晨的時候,很多人質疑過。“你不信問大家”,管虎抬手指指身邊的同事,用驚異的語氣復述道:“他們說魏晨怎么能來演朱勝忠?”“可是我這人就有這毛病,你不質疑嗎?我就非給你弄出來看看,我就不信他身體里沒別的!”方法就是喝酒聊天,“男孩兒好就好在,開一瓶威士忌就來,他到那個時候也會變,也會真實化,只要他能展現別的,我就自信一定能把它原始的優秀的東西掏出來”。電影還沒上映,管虎已經對所有演員的表現贊不絕口,歐豪是“完美”,魏晨和俞灝明根本不是“你們原本看到的樣子”。這像是一個他的游戲,帶著倔勁兒和成就感:“把原本這樣一個孩子弄成那樣,樂趣橫生。”在《八佰》里,大部分演員都使用方言講臺詞,“而且都是反著說”。東北人王千源出演的是西北人羊拐。管虎知道這出來可能會讓人覺得有點別扭,但“每個演員都有自己的挑戰革新,你說不行,你一東北人怎么能演西北人,一個簡單的理由把這事給摁了,那就看沒有任何驚喜可言了”。在管虎看來,方言臺詞帶來的適應成本,遠遠小于尊重演員創新欲收獲的成就。

電影人最快樂的日子還是在現場拍戲的時候。“我們在拍這個故事,一直嘗試跟著當時倉庫那些人去感受他們的感受,那個感受可能是一個男人在國家四分五裂情況下,遇到絕境,能逼出來的人性的光輝,是一種古人的血勇。”管虎認為這種骨子里一瞬間迸發的光,是電影要捕捉的,而不是悲情訴苦一般的孤軍營和爪哇島。《八佰》讓管虎拍得很爽,并且他相信不管拍什么“都得爽”。他不允許自己不舒服,因為“一旦心里膈應,擰著逆著別扭著,一定也會帶出來”。

《八佰》殺青后,所有人都散了。他又回到搭建的場景里去。就在樓里轉,一圈一圈的。心里就是舍不得,空空落落的。管虎知道大家再來的時候一定不是那樣了,那口“氣”不在了。走出四行倉庫,突然告訴你這是夢,現在回到真實了,“我們回家了,要打電話,要有車開,全變了,這種失落會隱隱約約一直彌漫”。克服千難萬險把電影做到今天,對管虎來了說反而是個淋漓盡致的享受。管虎說,“一回來,安逸了三兩天就煩了”。

管虎 | 前排有個大個子

管虎

大個子

決定拍攝《八佰》后十年,管虎51 歲,經歷過項目的最艱難時刻,但“其實也不知道什么叫壓力,也不懂怎么消解,唯一的好處就是相信愿力,學會了凡事往好處想”。仍然有很多事情只能自己摁著,所以在見新導演的時候,管虎會和他們說:“做導演的前提是什么?不是熱情和夢想,是碰著事兒你扛不扛得住,是韌力、韌性,克服困難的能力,還有承受力,別抱怨,這都是該承受的事。”

雖然著迷,大體量的戰爭片暫時不會再拍了。現在的管虎在節奏上、心力上、體力上都希望夠安定下來,“做點安靜的小事兒”。“和跳遠似的,你想跳得遠,肯定得往后退”。從拍攝電視劇《生存之民工》和《外鄉人》時起,管虎就展現了對市井生活深刻觀察。“你看我現在這樣,其實幾十年前我是在鼓樓后面帽兒胡同一天天在街上亂跑的泥孩子,所以你說我關注底層,我本身就是從最底層摸爬滾打那么上來的”。在特殊時期被寄養在鄰居家,管虎在十四五歲時,才和分別從北大荒和青海回來的父母住進院里。在一個人最重要的少年時光里,一個這樣長大的男孩在管虎身體中定格了,“以至于后來的所有經歷,我都覺得跟我其實沒什么太大關系”。

管虎 | 前排有個大個子

管虎

2002 年,管虎拍過一部講述女性故事的電影《西施眼》。這幾年人們貼給他的“硬核”或者“漢子”的標簽,但管虎總覺得自己骨子里不是這樣,他被大家給誤認為了。他還是想再去做一個和之前一樣相對細膩的情感性的作品。“比如,我其實有一個故事一直想拍,有點自傳似的,講一個十四五歲孩子跟他班主任之間的那么一個事兒,那個年代是比較特殊的年代。我想拍哥們兒之間的友誼,最重要還有愛情,關于女孩子這塊,但是一直還沒到太成熟的時候,慢慢來”,作為一個骨子里都是青春的導演來說,時間不能算問題。

管虎很享受現在的工作節奏。“因為我運氣好,是好多人幫著我,把所有事兒都往外推,由他們來承擔這事兒了”。夫人梁靜開始帶頭,給管虎強行營造一個相對比較單純的環境。經歷了幾年前經營公司時遭遇的混亂、誘惑和被裹挾,當大浪淘沙,水落石出,管虎的一切都恢復到了螺旋式上升的狀態。“也沒人催著你,逼著你非要掙多少錢,喜歡就做,不喜歡就幫著年輕人去做。”在管虎看來,成長是無法拒絕的,但是成熟是可以拒絕的。他的奢侈是可以不用那么城府地去待人接物。在事情不對時突然發的火和直接翻的臉都得到了身邊人的原諒,“他們保護你這個天性,不會對你說,你得忍”。雖然不斷在說“長大”,管虎依然是自己心里那個“大男孩”。

1990 年,管虎在北京電影學院上大三。侯孝賢以《悲情城市》拿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后來電影學院講課,就坐在離管虎三四米遠的地方講課。那時,管虎看到侯大師“是一五十多歲那么瘦小的老頭后特失望”。卻記得講了接送兩個孩子上下學的瑣事,講了自己生活狀態就比較好,在于能強行保持一點童真。“他說別人不如我,他們保持不了這個,你當時聽不懂他說什么,現在回頭就明白了”,管虎說。后來,管虎入圍金馬獎,在頒獎禮上見到侯孝賢聊起這一幕,侯孝賢對他說:“我好像還記得,前排有個大個子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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