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騰格爾 | 老要張狂少要穩

曾經一曲蒼茫令人落淚,如今唱紅硬核版《卡路里》的萌叔,他說: “這個時代的男人有一顆年輕的心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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騰格爾

可能大多數人不知道,我一天都沒有學過唱歌,我學的是作曲。流行歌、搖滾樂、民歌我全都可以唱,但是不要把我定性成一個民歌手。我對自己的聲音屬于哪一類考慮不多,只是盡量用我的聲音把作品唱完美。

鄧麗君是我的第一個偶像。70年代末的流行歌就只有鄧麗君,誰能唱一首鄧麗君的歌就不得了了,一幫朋友彈著吉他唱,特別興奮,我基本上把她的歌都學過唱過。80年代初有了劉文正,我也模仿過,但是后來走著走著,發現光靠模仿不行,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個性,也在這么多年當中慢慢形成了一個所謂的“騰格爾的唱法”。

我喜新厭舊,干一件事時間長了就容易乏味,需要換一換。所以我最早學舞蹈,覺得沒意思,然后學器樂,彈三弦;三弦學得很好,又覺得沒意思,去學指揮,指揮沒多久又學作曲,然后唱歌、拍電影,一直在改變。

我現在演電影,就是因為覺得搞音樂不出新,重復,特乏味,沒意思,必須換一種活法。我跟他們說,不能讓我演蒙古人,也不能讓我演音樂家,就要跟自己不一樣,才能引起新鮮感和好奇心。他們就跟我說,騙子演不演?我說可以啊,這太好玩了。

做一件事兒之前,我會問我自己,這件事兒好不好玩,如果是我沒嘗試過的,又讓我感到好奇,做起來又好玩,那就太完美了。

拍了兩部電影,我覺得這幾年沒有白過,真的。剛開始特別緊張,畢竟沒學過表演,大概拍二十天以后適應了。《飛馳人生》這片子上映的時候我特別有成就感,特美,但我也有點遺憾,總覺得現在要是再讓我演,我可能會發揮得更好。《大哥你好嗎》這首歌還又紅了一回,觀眾看得哈哈大笑,我也跟著哈哈大笑,這種快樂讓我覺得其實多做嘗試挺有意思的。

十幾歲考上內蒙古音樂學院的時候,我以為舞蹈是一種很美的東西。但是,開始學才知道特別乏味,沒有音樂,天天壓腿,非常枯燥的基本功練習。不到三個月,我故意哭著去教務處,說要改學器樂。剛好,那年三弦專業還有一個名額。

真不是我吹,我三弦學得特別好。有一年我寫了一首難度極高的曲子,現在還是內蒙古三弦專業的畢業考試曲目。但當時我已經把三弦上面怎么彈、下面怎么彈全弄明白了,沒得彈了,就覺得三弦這東西,彈得再好也就這樣了,又沒意思了。

我的大學夢是半路上被點燃的。從內蒙古音樂學院畢業,我就留校當老師,教了半年三弦,一邊自學指揮。這時候學校送我到中國音樂學院進修,那是我第一次來到北京,眼界一下子開闊了,看到好多跟我一樣十八九歲的孩子都在那兒補習,他們的目的都是考大學。我本來沒這想法,結果去了以后也覺得自己還年輕,該考個大學繼續學習。

考大學這事,我們學校不同意,我母親更反對。學校說你走了工資什么的就全部歸零了。母親說你本來工資都有了,該結婚了,現在又要跟家里要錢,家里還得再養你五年。當時我的工作在當地是一個很好的職業,可以讓人生活得很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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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我一心想上大學,誰都攔不住。那時候我想當指揮家,1978年還是1979年,小澤征爾來中國演出,整個音樂圈都轟動,我看了那個紀錄片,覺得當指揮家真是太美了。那段時間,我一聽見交響樂就興奮得不行,兩只手情不自禁地揮動。1980年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不招生,天津音樂學院招生,指揮系和作曲系是一個系,叫“作曲指揮系”,我就考那里。

沒多久,我當指揮家的激情又消退了。考上天津音樂學院作曲指揮系后,我們先學音樂基礎,兩年以后開始學指揮。過了兩年,我又不想學指揮了。可能因為我開始唱歌了,注意力全被唱歌吸走了。1985年到這兒,1986年,畢業后我在中央民族歌舞團擔任三弦演奏兼指揮,指揮了一年,我就不想繼續干指揮工作了。

我最開始唱歌純粹是玩兒。根本沒有演出服,從來不知道什么叫化妝,當天穿什么衣服,就直接上舞臺了。那時候都是那樣,觀眾也非常瘋狂,有的光著膀子,真是來過癮的。臺上歌手唱得好的話,臺下觀眾玩命地叫好,要是你唱得稍微不好,全場就會喊“下去下去下去”。有時候我在臺上唱完,特安靜的時候也能聽見一兩個人大聲喊“下去”,那我也不能下去啊。那時候很多男歌手都是這樣,玩著玩著就唱出來了。

唱了幾乎十年以后,我才開始覺得需要認真對待唱歌。之前我覺得唱歌只是一個兼職,主業是作曲,自我介紹都是學作曲的,說唱歌的都特不好意思。進入90年代,我得過很多獎,音樂上取得了很多成績,也有好多人認識我了,慢慢覺得這可能是我的一個事業。90年代中期開始,我給自己定制演出服,也向港臺學習,慢慢專業化,有了經紀人,之前沒有經紀人的時候被騙的多了。

我是大陸第一個受邀去臺灣的歌手。臺灣有個電視紀錄片叫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,介紹大陸的風土人情,主題歌是我寫、我唱的,因為節目很火,這首歌也幾乎人人會唱。另外,我跟臺灣的蜂巢唱片公司一直合作,在臺灣發了好幾張唱片。到了1993年,他們邀請我去臺灣開演唱會。大家太熱情了,我第一場演唱會在劇場,人太多了,根本裝不下,第二場就讓我站在中正紀念廣場唱《我熱戀的故鄉》《紅高粱》這些歌。其實我那會兒唱得并不好,技巧也沒有多成熟。可能受歡迎有幾個原因,一是臺灣人想聽一聽大陸的流行音樂是什么樣的,滿足大家對大陸的好奇心,還有一個就是我這樣的聲音當初在臺灣還真沒有,那時候臺灣都是民謠,很柔的,沒有我這樣的“西北風”。

我那時候還是年輕氣盛,跟臺灣的音樂人交流的時候,我一看很多臺灣歌曲都是愛情歌曲,就提了一個問題,說“怎么臺灣的歌都是我愛你你愛我的”。當時好多前輩在場,李宗盛也在,他當然不高興。其實我真沒必要說這話,換成現在我根本不會提,年輕的時候還是太沖動。

因為想在圈內混出名堂,我成立了自己的樂隊。90年代初,搖滾樂特別受歡迎,那年代有樂隊是一件特別有面兒的事情,大牌明星都有自己的樂隊。我那會兒也是長頭發,就覺得長頭發搞搖滾樂才帶感。我們蒼狼樂隊成立以后,第一張專輯就是搖滾樂,每年有好幾場演出。

其實90年代中后期算是我的低潮期,港臺流行音樂進入了內地市場,搖滾樂徹底不行了,我們的音樂沒什么人聽。現在想起來,那幾年值得紀念的就是做了電影《黑駿馬》的全部音樂創作和主唱,獲得了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的“最佳音樂藝術獎”。如果連這個電影都沒有,那我的90年代中后期真是一片空白。

我的歌可能熱得慢一些,好在生命力比較長。1997年我創作了《天堂》,沒多少人知道,大概三年后,我都快忘了這首歌,也不唱了,突然之間到處都在聽,莫名奇妙地就火起來了。

騰格爾 | 老要張狂少要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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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現在再怎么寫,新歌超過《天堂》《蒙古人》的可能性也不大。而且我的風格已經在人們心目中定型了,再寫這類型的沒多大意思。所以我的新歌就不要跟《天堂》比了,另外開辟一條新的道路吧。

我這兩年翻唱流行歌曲,其實大都是綜藝節目安排的。他們問我可不可以唱哪首歌,我聽一下,既然讓我唱,就盡量不要模仿,模仿非常沒出息。畢竟我學過作曲,改編一下,做一個二度創作,玩一玩,把這首歌變成一個新的版本、我的版本。

其實我不怎么關注流行趨勢,現在很多歌我都沒聽過,抖音、快手這些我知道,但是不玩,我也不追劇。年輕人想象中的萌叔可能跟我不太一樣,但是觀眾的一些評論我都會看,年輕人用“硬核”“鬼畜”來形容我,這兩個詞具體是什么意思我不是特別清楚,我就知道網上那些評論還是夸我的多。

老要張狂少要穩。大家說我萌、有喜感,我說實話,這其實不是我本意。我拍電影是特認真地演,根本沒有要逗誰笑,沒說我要演個喜劇的,拍著拍著變成喜劇了,我一出來大家就笑,我也覺得很奇怪。我唱哪首歌大家都覺得不一樣,有意思,來轉發。沒關系,喜感就喜感吧,大家喜歡就行。

人的性格也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改變的。我年輕的時候愛較勁,好多事情過不去,說兩句話就戧起來了。現在我基本上什么事都過得去,年輕時候不能忍的事情我現在都能忍了。到了一定的年齡,就覺得吵架沒必要,吵什么啊,干嗎那么較勁呢?

人一定得耐得住寂寞。我年輕的時候喜歡熱鬧,現在比較內向,不怎么玩了。平時話很少,也不太喜歡出去,不工作的時候就自己在家待著。過去我一進屋先把電視打開,不好,這是毛病,現在我改了,有足球賽的時候看看電視,沒球賽就喝茶、讀書。

我年輕的時候天天造,錢都花沒了,值了,現在也沒什么可后悔的。掙了錢就花吧,花了再掙,我現在也是這樣,沒有錢的概念。我年輕時什么都沒買,車啊房子都沒買,就玩啊,喝酒啊,全部玩完了。年輕就好好造,該花就花,該玩就玩,別留下遺憾。但我也不提倡、不鼓勵大家這樣。我身上有缺點也有優點,大家學優點,別學缺點。

誰也不要跟我一樣,唱歌也是。前不久,和年輕人們一起錄真人秀,我從來不去跟人家講道理,干嗎啊?年紀這么大了,去人家那兒湊熱鬧,不合適。很多人讓我教他們唱歌,我說不能,誰都不要跟我一樣,騰格爾的歌大家已經聽得差不多了,咱們聽聽別人的歌。

我希望全世界只有一個騰格爾就夠了,沒必要我培養他們,讓他們唱得跟我一模一樣,那樣沒有意義。應該是每個人都找到自己的風格。所以我從來不教,不要有一天出來第二個騰格爾,這不是前進,也不是創新。

人這一輩子在路上走,好事和壞事就在兩邊,死亡在后頭跟著。我那會兒唱歌出名了,記者第一時間去采訪我母親,我媽沒什么要說的,就用蒙古語說了一句:“出名不出名無所謂,不干壞事就行了。”這句話成了我的座右銘。每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不干壞事挺難的,一生當中多多少少都會干些壞事,能少干一件就少干一件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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